崔愷：让建筑回归自然 呈现本土特色

建筑师的态度应该是为建筑寻找适合那片土地的特色，而不是追求个人的特色。有建筑师说建筑不是一个创造，是一个发现。这样一种与场地的对话，是成就一个建筑呈现本土特色的根本。

这些年，崔愷一直在思考“本土设计”的内涵，重点在于一个“土”字。崔愷认为建筑不是个人的作品，而应该属于土地，完完全全属于它所站立的土地。

这里所说的土地，既指自然的土地又指人文的土地。特定的土地产生特定的建筑。中国这样一个宽广的沃土，不同地方的气候、人文、宗教各不相同，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这片土地就是能成就建筑的基础。

现实中，建筑师们常常遭遇到来自开发商、政府的各种要求，开发商要求自己的建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政府要求自己的建筑成就政治抱负并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这会使建筑师忘记了自己所做的建筑是某片特定土地上的建筑。当建筑师把建筑抽象为个人情感表达、爱好或者当作一个可供炫耀的奢侈品的时候，建筑就仿佛与土地脱离了，可以任意移动了，像一般商品一样。这听来有些荒唐，但实际上很多建筑师就是如此认为的。

我们应当回到一个基本的逻辑：建筑是从土地上盖起来的，设计就应该从土地上收集信息、寻找代码并植入建筑，这才是设计建筑的根本方式。一个项目的任务书中基本诉求是否能直接导向一个有特色的设计呢？实际上是不能的，比如盖一个图书馆，不同地方的任务要求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应该从哪里出特色呢？很显然是从这个图书馆所处的环境。我们应该从具体场景中去收集信息，并用合适的建筑语汇去表达，把建筑语汇和具有场地代表性的代码巧妙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建筑的特色。

本土设计并非本地人设计。本土设计原本译为“native design”，容易被理解为种族、民族、本地人的设计。这样强调的是建筑与土地的关系，而非建筑与建筑设计者的关系。实际上一些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建筑比如上海的金茂大厦、北京的鸟巢、T3航站楼等都蕴涵着很深的中国艺术文化底蕴，然而这些建筑并不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而相反城市中许多毫无特色的建筑却恰恰是我们中国建筑师的作品。有些人认为外国的建筑师并不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很显然他们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业的贡献。我认为只要是能理解中国文化的好建筑师，就应该欢迎他们来中国进行创造。

崔愷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业界有一个持续了四五十年的讨论热点，即什么是中国现代建筑？什么是中国民族形式？这甚至影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路径，比较典型的就是北京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建筑都采用了传统形式，如新大都饭店、北京西客站。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这样的建筑呢？因为当时北京的领导有一种危机感，认为北京越来越缺乏民族特色，所以要夺回古都风貌。这种做法有些把二者结合得很好，比如民族宫、中国美术馆都是那个时期的优秀代表作，但是大量的建筑作品把本不适合自己的元素生拉硬扯地加上就显得比较尴尬，比如新大都饭店就是如此。这使得建筑创作变成了应景式的作品，大大限制了中国建筑师创作的积极性。因此，本土设计既要区别于上述形式化建筑设计要求，也不同于国际上地域主义建筑。本土设计也绝非乡土设计。

建筑师的态度应该是为建筑寻找适合那片土地的特色，而不是追求个人的特色。有建筑师说建筑不是一个创造，是一个发现。这样一种与场地的对话，是成就一个建筑呈现本土特色的根本。建筑师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创造一个有特色的、适度得体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建筑作品，找到个人价值与现实条件的平衡点。建筑师都希望自己的建筑是有特色的、区别于其他建筑师的作品，但是不能用力过猛。崔愷很欣赏清华大学关肇邺先生“建筑要得体”的看法，在满足建筑的基本诉求的同时，给予一个建筑特色，这个火候需要每位建筑师慢慢体会、把握。

建筑师的理念应该是一种和谐的观念，建筑与自然、建筑与人的和谐，要有一种文化的自觉，不应一味跟随全球化潮流而导致文化特色的缺失。建筑师的责任应该是对人居环境的长久责任，对城市特色、文化特色、建筑特色的责任，主张本土文化的创新，反对保守与倒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面向未来，绝非单纯的怀旧。

本土设计应该与地方材料、适用技术相结合，尤其要注重绿色科技的发展，让建筑回归自然，这是保护生态环境，让我们的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建筑师心中应该有一棵树，以立足本土的理性主义为主干，扎根在丰富的自然与人文的沃土上，生发出可以在城市、在乡土、历史街区出现的有不同特色的建筑。所有这些建筑都是跟特定土地发生了关系的，它们像是这棵大树的一片绿叶。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是我对中国建筑创作未来发展的憧憬。

崔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