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山西煤炭产量之博弈

2006年02月20 16:16:00 来源:制冷快报

《山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确定了“十一五”期间山西煤炭产量的控制目标――到2010年,全省煤炭产量控制在7亿吨。

这个数字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山西目前的煤炭实际产量到底是多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2004年官方认可的煤炭产量是4.9亿吨,实际产量可能在5.4亿吨左右,而目前山西境内已经形成的煤炭产能加上在建的,有人估计已经达到了8亿吨。

有关部门预测中国2020年的煤炭需求,下位是21亿吨,上位是29亿吨,与此相对应,山西煤炭产量应确定在6.3到8.7亿吨之间。

与专家的精确计算相比,山西人更习惯于从煤炭价格的变化中来感知供求关系并据此调控产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此前建议将山西2010年的煤炭产量控制在6亿至6.5亿吨。

这份建议最终没有得到官方的接受。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说,山西煤炭生产首先要考虑的是顾全局、保大局的问题。他认为,山西确定煤炭产量要考虑全国市场的煤炭需求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国家对煤炭产量有一个总指标,到2010年是21亿吨。”令政策说,这是山西方面确定总量控制的一个主要依据,他们同时也考虑到了陕西和内蒙十一五期间的煤炭增量。目前,晋、陕、蒙分居中国煤炭供应前三甲,占到全国煤炭生产总量的80%以上。据山西方面了解,陕西和内蒙在十一五期间煤炭产量都有大幅度提升。

最后提交山西省两会审议的《十一五规划》,初稿中确定的总量控制数字是7.5亿吨。

在上会前,于幼军省长就规划征求专家意见,山西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提出不同看法,建议压缩到7亿吨。他的建议最终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这0.5亿吨之差,不是个简单的数字游戏,它反映出山西能源政策的微妙变化――山西煤炭正从过去无限制的敞开供给向“紧平衡”的约束供给悄悄过渡。

董继斌,这位据称先后创立了能源经济学、能源社会学两门学科的著名专家,提出约束能源供给的主张,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全面阐述其主张的节约型社会的能源经济学。

约束供给

《21世纪》:您建议山西到2010年煤炭产能控制在7亿吨,主要依据是什么?考虑到国内的能源需求了吗?

董继斌:中国2005年煤炭产量是21亿吨,预计今年可达到22亿吨,有关部门估计2020年中国原煤需求将达到30亿吨。这个数字我认为还有很大的下调空间,因为它对我国的节能潜力估计不足。

现在,国家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能耗降低20%。我觉得如果按节约型社会来规划,煤炭供给控制在23亿至24亿吨之间比较合理,不要突破24亿吨。

中国煤炭价格长期在低位运行,这是人为因素也即计划误区造成的。政府主管部门在计划煤炭产量时,长期以来一直沿袭着建国初期“宽打窄用,留有余地”的思维方式,更多地考虑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瓶颈制约问题,没有或很少考虑节能问题。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煤炭价格出现了两次全国性的滑落,原因都是产量偏高,供过于求。煤价跌至最低谷时,售销收入仅仅能补偿生产成本,许多煤炭企业赔本做生意。

“十一五”山西煤炭产量之辩

《山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确定了“十一五”期间山西煤炭产量的控制目标――到2010年,全省煤炭产量控制在7亿吨。

这个数字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山西目前的煤炭实际产量到底是多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2004年官方认可的煤炭产量是4.9亿吨,实际产量可能在5.4亿吨左右,而目前山西境内已经形成的煤炭产能加上在建的,有人估计已经达到了8亿吨。

有关部门预测中国2020年的煤炭需求,下位是21亿吨,上位是29亿吨,与此相对应,山西煤炭产量应确定在6.3到8.7亿吨之间。

与专家的精确计算相比,山西人更习惯于从煤炭价格的变化中来感知供求关系并据此调控产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此前建议将山西2010年的煤炭产量控制在6亿至6.5亿吨。

这份建议最终没有得到官方的接受。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说,山西煤炭生产首先要考虑的是顾全局、保大局的问题。他认为,山西确定煤炭产量要考虑全国市场的煤炭需求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国家对煤炭产量有一个总指标,到2010年是21亿吨。”令政策说,这是山西方面确定总量控制的一个主要依据,他们同时也考虑到了陕西和内蒙十一五期间的煤炭增量。目前,晋、陕、蒙分居中国煤炭供应前三甲,占到全国煤炭生产总量的80%以上。据山西方面了解,陕西和内蒙在十一五期间煤炭产量都有大幅度提升。

最后提交山西省两会审议的《十一五规划》,初稿中确定的总量控制数字是7.5亿吨。

在上会前,于幼军省长就规划征求专家意见,山西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提出不同看法,建议压缩到7亿吨。他的建议最终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这0.5亿吨之差,不是个简单的数字游戏,它反映出山西能源政策的微妙变化――山西煤炭正从过去无限制的敞开供给向“紧平衡”的约束供给悄悄过渡。

董继斌,这位据称先后创立了能源经济学、能源社会学两门学科的著名专家,提出约束能源供给的主张,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全面阐述其主张的节约型社会的能源经济学。

约束供给

《21世纪》:您建议山西到2010年煤炭产能控制在7亿吨,主要依据是什么?考虑到国内的能源需求了吗?

董继斌:中国2005年煤炭产量是21亿吨,预计今年可达到22亿吨,有关部门估计2020年中国原煤需求将达到30亿吨。这个数字我认为还有很大的下调空间,因为它对我国的节能潜力估计不足。

现在,国家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能耗降低20%。我觉得如果按节约型社会来规划,煤炭供给控制在23亿至24亿吨之间比较合理,不要突破24亿吨。

中国煤炭价格长期在低位运行,这是人为因素也即计划误区造成的。政府主管部门在计划煤炭产量时,长期以来一直沿袭着建国初期“宽打窄用,留有余地”的思维方式,更多地考虑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瓶颈制约问题,没有或很少考虑节能问题。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煤炭价格出现了两次全国性的滑落,原因都是产量偏高,供过于求。煤价跌至最低谷时,售销收入仅仅能补偿生产成本,许多煤炭企业赔本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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