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隆坡到深圳(连载8)

当然，没有人会直接跟我这么说，一是因为我是他们的领导，他们不能得罪我；二是因为他们实在不愿意谈论这些虚晃的东西，搞企业就好好地赚钱，谈什么主义干啥?

我所理解的前期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其实就是以下几个简单的理念而已：

◇利润分配合理；

◇企业没有管人的条规，只有创造价值的标准操作程序；

◇除了执行任务或履行责任的时候，标准操作程序所赋予的职权，没有人有特权；除了工资上的差异，在平时生活中没有等级之分，人人平等；

◇决策由下而上，规范由上而下；领导必须以身作则带动企业的风气。

其实我所谓的前期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西方大企业中盛行的全员参与管理模式(total employee involvement)。后来在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的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中的一些企业，如纳克尔钢铁公司(Nucor Steel)的做法就和我上述所提的理念非常接近。说白了我要提的就是个简单的理念，一个鲜明的企业文化而已。这样子的管理理念或模式其实就是在西方“管理就是培养人才创造价值”的基础上增加了合理分配的理念。

是学院教授还是商人?

丰隆集团中国投资的正兵是通过香港国浩集团属下的国浩中国投资公司所指挥的，所以我们还要和国浩集团打交道。国浩集团的总裁郭令海对我的印象并不好，他的看法是我更像是一个学院教授，不像商人。他的原话应该是这样的：“That Dr. Tuang is more like a college professor rather than a businessman.”

其实持这样的看不法的何止是郭令海呢?我所有在深圳的同僚，没有一个例外，看法绝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么一个太理想化的人，在这么一个现实的环境，他除了失败还能有什么可能的下场呢?

这种看法算是好的了，更糟糕的看法是，这个家伙必须是虚伪的，不知心里有什么深沉的个人意图?当我把深圳麦克维尔搞了起来，后来再把南京天加也搞了起来后，认为我是学院派或是学院教授的人没有了，但是认为我有什么深沉的意图的人还是经常出现。通常是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受损害的时候，很多时候还不一定跟我有关联的，他们这种念头就莫名其妙地产生了。

这种经验我在1980年代搞华文教育的时候就经历了许多。我的主导思想是非常简单的，既然我要搞华文教育，我就必须言行一致，不留漏洞。所以我的双胞胎女儿小学一毕业，我就毫不犹豫地送他们到我的破学校来上中学。既然我定位了是争取马来西亚华人母语教育的基本人权，我的言论就不要慷慨激昂地超越这个定位。总之不要给自己的言行基础的筹款上。我的定位是丐帮污衣派九袋长老。不过该说话的时候，我则总是直话直说，所以记者特别喜欢找我。

常言说祸从口出，所指的往往就是说直话。在传统华人社会，你可以不做事，只要你可以不说实话，或者刻意去说一些得体中听的假话，那么你基本上还是吃得开的。但是如果你说直话，特别是用直话来压迫别人做事，那么你恐怕就要祸从口出了，你不但吃不开，而且是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你就成为了被对付的对象。当对方要斗你而又找不到破绽时，他们就开始谣传你有深沉的意图而且是搞斗争的高手了。

其实轻轻松松地在大学里不干，跑出来搞一家破学校能有什么可图的呢?如果有的话，早就轮不到我了。意图也就是希望看到华人不要这么窝囊废，能发挥能量而已。这么简单的思想，你就必须几十年如一日地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做出成绩来，这样也只有一些周边人会相信你而已。这就是做事的难处。有时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的意图太简单了，不能刻意去照顾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就更难被人接受和让人相信了。倒是意图复杂但是在过程中处处考虑参与者的眼前小利的作风容易被接受。难怪老刘经常说华人思想复杂。

创业精神

在大家对我，对企业，对几乎任何东西都没有信心的状况下，我要如何去推动我的工作，或做我的实验呢?幸亏奥维尔集团给我的帮忙，奥维尔海外公司给了我们一些外销的订单，于是就可以降低企业的亏损。这是非常关键的客观因素，如果缺少了这个因素，员工的信心就会降低到冰点了。

成效成就信心，行动启动信心，言论则只能使信心动荡而已。所以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我只能再一次亲力亲为以行为和行动来建立大家的信心了。还好，我在搞华文教育和在约克马来西亚工厂有过两次类似的经验，所以也就驾轻就熟了。

丰隆总裁郭令灿经常提创业精神，为什么呢?因为这对于象他这样的创业者来说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经验。对高级打工仔来说，他们是永远无法体会到其中的七情六味的。这就像是给开水烫到的滋味，白痴都会认为他知道被开水烫到是很痛的，但是只有被开水烫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那痛楚和滋味。

虽然在深圳工厂还不能算是创业 ，但是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市场，我们最需要的确实是创业精神。什么是创业精神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