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隆坡到深圳(连载27)

这就是我给深圳工厂所定的大方向。也许我的大方向影响了我的言行，丰隆集团的第二把手郭令海曾对老刘说：“那个庄博士不象个商人，他更像是个大学教授。”

这下我更来劲了，假如我敞开鸟笼养鸟的管理模式，连不像商人的大学教授都能把企业经营管理好，那么让像商人的商人来管理，可不就更是得心应手了吗?

前期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

我对美国人的企业体制相对比较了解。相对欧洲企业，美国企业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但是在1970年代面临日本企业的冲击后，美国企业的资本主义味道不得不减轻了。美国企业开始了解到员工参与和发挥的重要性。

1980年代流行的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中的全员参与(Total Employee Involvement)就超载了当地肯定员工和员工参与的重要性。而且还谈到放权(Empowerment)和员工拥有(Employee Ownership)，当然所指的是员工拥有工作和权力而不是拥有股份。

随着高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员工明显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了。这就是杜拉克(Peter Drucker)所谓的知识时代。高科技企业必须厚待它的员工，否则这些员工，带着个脑袋，就可以出动成立公司来作为你的竞争对手。

这个时候，美国高科技企业不得不让员工参股(Share Option)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一些前期社会主义的元素就因为客观的需要而出现了。

偏偏中国的商人却因为经验、能力和思想的原因，在这个20-21世纪的知识社会中，竟然还是停留在原始积累或前期资本主义的模式中操作。在1990年代初期的深圳，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个非常悲哀的事实。

如果说中国人的素质差，那么素质差的并不是中国员工，而是中国老板或商人。

要和欧美企业较量，凭点子和膨胀是绝对不足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先进的管理操作模式。一个能充分发挥员工能量的模式，一个分配合理的模式。这就是我要试验的类似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管理模式。我把它叫做前期社会主义模式。由于分配体制是在我权限之外，我在深圳能实行的基本上就是全员参与的模式。

鸳鸭的故事

老总喜欢养鸟，总务也开始讲起鸟话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总务突然以养鸟兴致高涨起来。总务问我：“老总，孔雀要不要?鸳鸯要不要?就差一点没问凤凰要不要?”

我心里纳闷：“到底总务是要养鸟还是要养老总?总务心中肯定没鸟，要不然怎么信口就说要在我们这个小花园里养那庞然大物的孔雀呢?光是每天拉的孔雀屎就处理不了啦！”

总务花了八百元到东门去买了一对鸳鸯来，关在小铁笼里养。第二天一早，我就发现雌鸳鸯冻死了。

总务问我怎么办?要不要立刻再去买一只雌鸳鸯来养?我问她为什么这么热忱?总务说：“人家都说鸳鸯都是成双成对的，单只鸳鸯是养不活的。”

(未完待续)